从供给方面看，未见支持房价大幅上涨的积极因素。
而产权则是短线中的短线。尤其是在您的新著《包容性改革论》之《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一章中，专门设立了《包容性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等节。
第二，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早在十多年前您就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学术论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我在欧洲学院听的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以及与欧洲朋友的文明交流，使我思路进一步开阔，对我过几年拟写《文明交融论》积累了思想资料。 天地人产权：用制度解决生态问题 记者：您在书中强调生态文明的制度化，应怎样理解? 常修泽：我先说一件新事：前些天在欧洲学院现场听习近平主席演讲，在讲述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时，我特别注意到，他把老子排第一，孔子排第二、墨子排第三，说他们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很多理念，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强调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涉及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如此就提出如何防止混合所有制的异化问题? 常修泽：其实，这个问题，在两会开始之前，我在2014年3月3日发表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创新的主要着力点》的理论文章中，就再次提出在产权结构创新过程中，会不会有人借混合所有制，侵吞国资，或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资?的问题，同时，表达了我的忧虑和建议：考虑到目前社会腐败情况，对此我有些忧虑。
如何把目前部分国企国有资本一统的这个格局打破?现在很需要把国有企业改造为产权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混合所有制 记者：我知道您在欧洲第一场演讲就是《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混合所有制》，足见该问题的重要。但问题在于，国企市场化的具体内容究竟有哪些？到底有没有一条可以回避国家所有权改革的国企市场化途径？ 在我看来，离开国企产权改革来推行国企市场化改革，不过是水中捞月、镜中摘花。
不但包括市场交易行为，更包括维护交易、维护契约、维护竞争、维护权利的制度基础设施等。但实际上，后几个领域的改革比价格改革重要得多。而国企面向市场开展经营之后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谁来判断国企在市场中经营得好还是不好？谁在国企经营成功或经营失败中收益或受损以及如何实现收益或受损？如果经营得不好谁来处罚或更替国企管理层以及如何做到这些？如果经营失败谁来决定企业退出市场以及如何退出市场？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国企产权与公司治理问题。而剩下的十几万家国企，它们究竟在哪些范围、哪些层次实现了市场化呢？ 目前，国企的市场化主要还局限在产品市场这个范围和市场交易这个层次，而在要素配置领域国企远远没有做到市场化。
而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国企，特别是集团性国企的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实行走一步看一步的渐进民营化，国家可以持有一定的国有股，而且要尽量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并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推动公司治理转型。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国企并没有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也无法实现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三是产权改革，包括国企产权改革、土地产权改革等。我这里借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鲍默尔提出的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主张在中国推行好的民营化，避免坏的民营化。譬如说，国企的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资产市场、产权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目前基本上是自我闭锁的，离市场化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样一种好的民营化，不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民营化，而是促进财富创造的民营化，应该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
对于极少数特殊领域的国企，在目前没有把握的时候，可以选择保持国有独资，但要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并强化政府监管。市场体制不但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市场、资产市场、产权市场、控制权市场等。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对于国企产权改革，无论是国企还是有意参与其中的民企，都在观察和观望，不敢轻举妄动。特别是国企改革，更需要厘清改革方向和改革路径。
很多人都认为，国企改革只要实行市场化就行了。总体而言，民营化就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在遵循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设施方面，国企也享有不少治外法权。实际上，国进民退和政府进市场退是发生在一起、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对于产权改革怎么改，混合所有制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心里没底。十年前的郎顾之争现在又重新引起关注，就是因为国进民退使许多人至今无法消除对改革进程的疑虑。为什么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选择投资国外？除了有战略性目的，例如收购矿产等资源或者企业还不具备的技术外，还有一部分是为转移资产，寻找安全感所致。许多国企经过一些市场化改造之后反而走向了反面，商业意识和自我膨胀的欲望大大增强，但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又以新的面目出现，这不过是一种伪市场化，其实是一种对真正市场体制的破坏。的确，国企应该面向市场开展经营，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其实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企改革，而是属于政府改革，是政府的去计划化、去管制化改革。现阶段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在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这也毋庸讳言。
我们推进国企改革已经30多年，决定实行市场经济已经20多年，国企实现了市场化吗？其实大部分国企已经不存在了、被市场淘汰了，但并不是国企主动退出市场，而是国家拿出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勉强退出市场。我认为，如果人们反对少数人在民营化过程中以不法手段和不当途径化公为私，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也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三 国企下一步改革，要走民营化的道路。以更广泛的视角来观察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进程，完全可以发现，没有民营化就没有市场化。
好的民营化就是：竞争性领域的中小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的方式以公允价格出售转让给非国有投资者，大型特大型国企通过公开性竞争性的方式以公允价格出售部分国有产权或者在证券市场释放部分国有股份，所有的鼓励性优惠购买计划都要经过严格程序并公开透明。也就是说，如果民营企业家对自己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缺乏安全感，就很难充满信心地参与到新一轮改革中来。
二 改革有着特定的含义，不是把一个部门或一个企业的名字改一改，牌子换一换，就叫做改革。我所谈论的民营化，不仅仅是国家所有权转向非国有投资者，而是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所有权的转移。带有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大型国企主要走上市道路和在证券市场向境内投资者释放国有股，并推进公司治理的商业化，同时通过开放准入以破除行政垄断、通过拆分和替代性竞争以弱化自然垄断、通过公开竞拍和增发牌照以回收资源租金。许多人都人为，把国企领导的选聘和解聘真正实现市场化，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国企的问题了，但回顾一下国企改革的历史，这其实也是在20多年前就尝试过的事情，而事实已经证明，在国有制的前提下，这根本就走不通。
第二层意思则是公司治理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国企民营化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的民权自由化过程，重建企业家信心、重建改革信心，宜从此起步重建改革信心 重启改革议程，需要重建改革信心，因为在过去十年里，整个社会的改革信心遭到了严重破坏。
国企民营化，对于全国13万家中小型国企而言，完全可以选择整体出售的办法实行一步到位的完全民营化，同时应该进行职工身份的转换。二是准入改革，包括打破行政垄断、在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环节、开办民营银行等。
判例的力量大于文件的力量，如果能够公开重审顾雏军案，这类事例就非常有助于使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成为一个可信承诺，从而助推国企改革形成突破，使新一轮经济改革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民营化进程的快慢决定了市场化进程的快慢，凡是民营化最快的时期，也是市场化最快的时期，而民营化最慢的时期，也一定是市场化最慢的时期。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民营化比较担心，他们担心民营化的过程会成为少数人，特别是权贵人物，大肆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的过程，从而在中国出现一个像俄罗斯那样的寡头阶层。如果大讲市场化，实际上却回避甚至抵制民营化，不过是在绕弯子、兜圈子，再过多少年还在老地方，除非任由国企自然萎缩，但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代价、经济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国企民营化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的民权自由化过程。四是国家治理改革，包括约束政府权力、改革财政体系、调整政府层级之间关系、司法改革等。
市场机制与产权制度密切相关。诚然，民营化不可能解决中国国企的全部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当前迫切需要在关键领域作出一些大力度的改革动作，并通过一些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例来给出清晰的方向、发出明确的信号，这样才能重建企业家的信心。在极少数特殊领域，譬如说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普遍性服务的领域，以及真正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在目前阶段，如果国家看不准、民众也有疑虑，继续保留一些纯粹的国企也是可以的，以后再根据情况来考虑后续的改革举措，但不能裹足不前。
一个正常的社会，进而一个繁荣的、以民众福祉为上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民有产权能够自由伸张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国有产权排挤民有产权的社会。尽管披着市场化经营的外衣，国企并不是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平等进入市场，并不是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并不是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平等竞争并平等接受市场淘汰机制，并不是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平等受到国家保护并在特定境况下平等获得国家救助。
